资本嵌入、村庄响应与农地规模化经营成效Capital Embedding, Village Respons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郑永君;张茜;
摘要(Abstract)：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资本主导下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并不总能成功。基于嵌入性理论与中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提炼出“经营嵌入性”概念，构建“资本嵌入—社会响应”模型，对不同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实践进行类型学划分和阐释，探讨不同类型的资本嵌入策略与村庄社会响应互动机制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经营嵌入性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表现为经营嵌入性越高，农地规模经营成效越好。其中内部经营嵌入主要采取生产嵌入和利益嵌入策略，而外部环境嵌入主要采取关系嵌入和文化嵌入策略。不同来源的经营主体和村庄整合度对经营嵌入难度产生影响，外来主体相比内生主体嵌入难度更大，村庄整合度越高嵌入难度也越大。从村庄响应来看，高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更多地考虑村庄公共利益，村民也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而低社会整合度村庄的村干部可能会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个人利益，导致村民被强制参与或者被内生经营主体关系裹挟。
关键词(KeyWords)： 农地规模化经营;经营嵌入性;资本嵌入;村庄响应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动员—参与’协同机制研究”(21CZZ017),项目负责人：郑永君
作者(Authors): 郑永君;张茜;
DOI: 10.16501/j.cnki.50-1019/d.2023.01.011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程世勇，蔡继明.乡村振兴视阈下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8(4):153-15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 杨文礼，耿霖.论土地规模经营[J].理论建设，1996(2):20-24. [4] 黄宗智.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J].开放时代，2012(3):88-99. [5] 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1):66-83. [6] 孙新华，吴楠.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0-97. [7] 刘倩.市场因素下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对中部中国一个村庄社会结构变革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7(5):62-70. [8] 陈航英.扎根乡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社会基础[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25-31. [9] 黄增付.资本下乡中的土地产权开放与闭合[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6-36. [10] 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6(5):63-87. [11] 孙新华，冷芳.社区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及其社会基础[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10. [12]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4] UZZI B.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6(4):674-698. [15] SAICH T.Negotiating the stat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J].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1):124-141. [16] 顾昕.治理嵌入性与创新政策的多样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再认识[J].公共行政评论，2017(6):6-32. [17]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3):481-510. [18] ZUKIN S,DIMAGGIO.Structures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9] JONATHA H.Emile Durkheim’s theory of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iated social systems [J].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81(4):379-391. [20] 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学剖析[M].董云虎，李云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1] 程士强.制度移植何以失败?——以陆村小额信贷组织移植“格莱珉”模式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8(4):84-108. [22]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23] 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24]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5] 吴毅.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J].管理世界，2002(11):78-85. [26] WEBER M.Economy and society[M].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79. [27] 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M].田立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8] 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4):132-150. [2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0] 邓燕华.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19(6):147-166. [31] 加里·格尔茨，詹姆斯·马奥尼.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M].刘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2] 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杜运周，李永发，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33] TODARO M P.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M].London:Longman,1989. [34] 郑永君，王美娜，李卓.复合经纪机制：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结构的形塑——基于湖北省B镇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运作实践[J].农业经济问题，2021(5):33-44. [35] 赵晓峰.从合约治理到行政统合——资本下乡过程中治理策略转换的案例研究[J].社会学评论，2022(4):222-239. [36] 钱文荣.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政府功能探析——基于浙江省海宁、奉化两市农户行为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155-161. [37] TSAI L L.Solidary groups,informal accountability,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7(2):355-372. [38] 王惠娜.团体特征与灌溉自组织治理：两个村庄的比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3(6):82-106. [39]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118-138. [40] 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11):4-12. [41] 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7(2):42-51.
- (1)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为20 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农业经营户指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普查港澳台),从事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经营户。规模农业经营户指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100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50亩及以上的农业经营户。 (2)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提留欠款仍需补交给村集体。 (1)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显示，全国农户为2. 3亿户，耕地面积为134 921千公顷。